4月1日,日本政府正式將消費稅率提高3個百分點,即從5%提高到8%。據《日本經濟新聞》估計,增稅後,一個“四口之家”每年新增生活負擔可能接近7萬日元,而國家年稅收則在理論上可增加8萬億日元。在選舉政治中,通過增加居民生活負擔而減輕國家財政負擔,顯然是不被國民所喜歡的,這也正是日本歷屆政府都不敢輕易觸碰消費稅,將其視為“政治鬼門關”的原因。
  安倍政府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韙,推進消費稅的提升呢?事實上,日本此時提升消費稅有特殊的政治和經濟背景。一是,提高消費稅率的法案是民主黨執政期間朝野各黨達成的政治妥協,即安倍自民黨承諾支持民主黨的“財稅一體化改革”,而野田民主黨政府則承諾解散眾院,舉行大選,從而安倍獲得了執政機會。二是,日本人口、社會結構巨變,社保費用連年膨脹,而政府債務與日俱增,占GDP比超過200%,在發達國家中表現最差。若想重建財政,財稅改革必須先行。提高消費稅,並專款專用於社保,實現財政的根本減負,才能確保日本國債不倒,宏觀經濟平穩運行。由此,安倍政府不得不履行諾言,如期提高消費稅率。
  自2012年12月安倍執政以來,日本經濟至少在統計數字上連續4個季度正增長,失業率也由4.1%降至3.6%。與此同時,日元貶值,股票上漲,企業收益回升,個人資產增值,有產階層的資產效果轉變為消費,個人消費成為支撐日本經濟複蘇的主要力量,安倍經濟學可謂走出了與以往不同的經濟複蘇軌跡。
  小泉政府時期,日本經濟的複蘇表現為“出口拉動、設備投資跟進,個人消費推升”的三段模式。而在安倍經濟學下,一方面鑒於核電危機,能源進口猛增;另外,產業向海外轉移,直接出口量減少,結果是“純出口”對GDP的貢獻率持續為負值,“出口拉動”型複蘇不再成立。而企業海外轉移導致國內設備投資不積極,同時,政府公共投資額度有限,“保鮮期已過”,拉動GDP複蘇的只剩下“個人消費”這一項。而正是在此背景下,安倍政府推出了提升消費稅率制度。面臨出口、投資動力不足的前提下,市場預測提高消費稅將導致汽車國內銷售下降15.6%,家電銷售減少8.6%,直接打擊“個人消費”這一僅存的GDP貢獻者,如此,安倍經濟學恐面臨夭折的風險。
  從1997年提升消費稅的教訓看,橋本政府將消費稅率從3%提高到5%,不僅導致“個人消費”進入最長的低迷期,也使宏觀經濟落入負增長,日本整體經濟深陷漫長的通貨緊縮黑洞。因此,橋本領導的自民黨在緊接著的參院選舉中慘敗,橋本其人也不得不下臺。
  儘管眼下安倍面對的情形與當年有所不同,特別是經歷地震的日本國民心理抗壓力超強,只要國民扛過消費稅率提升的第一季度,屆時其改革的正面效果或可表現,日本經濟或呈現結構性新變化。但不容樂觀的是,當下還未過去的全球經濟危機給世界貿易帶來的萎縮度要遠遠大於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時期,這意味著安倍所處的世界經濟環境,要比橋本時期更惡劣。
  值得註意的是“未來的預期,決定當前的股價”。過去一年零一個季度的經濟增長,包括消費稅引起的提前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,已是“安倍經濟學的過去式”。而4月1日開啟的是日本經濟新的財政年度,市場要看新材料,重新展開預期。安倍政府能否拿出新招數,展示新箭法,將決定消費稅率提升後的日本經濟走勢,也將直接左右日本股市行情。如此,依存於股市行情的安倍政治支持率及其“地球儀外交”也將會發生連鎖反應。
  (劉軍紅,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日本所研究員,海外網專欄作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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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編輯:SN09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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